在复杂的政企关系与征收拆迁实务中，企业往往面临一个两难困境：既要维护合法权益，又要避免因对抗情绪导致矛盾激化。传统的单一法律视角，往往难以应对行政权介入民事关系时的多重复杂性。如何跳出“就案办案”的思维定势，提供全链条的综合解决方案？

近日，我们专访了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在明律师，请他深度解读其率先提出的“行政法+”服务模式，以及这套方法论如何在政企纠纷化解中发挥关键作用。

从单一维权到综合赋能

“行政法律关系争议的解决方式具有特殊性，区别于民事和刑事法律关系。”杨在明在访谈中指出，行政争议不仅涉及法律适用，更关乎政策理解、经济利益平衡与社会治理逻辑。正是为了跳出“就案办案”的思维定势，他在长期执业实践中，逐步构建并完善了“行政法+”的服务模式。

所谓“行政法+”，并非简单的法律叠加，而是将行政法与经济、税务、评估等多学科知识进行深度融合。杨在明认为，行政机关在行使征收权、登记权等执法权时，其行为往往与所涉领域的行业特征及发展现状紧密相连。如果律师只懂法条，就无法精准识别行政行为背后的权力运行逻辑，也难以真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沿着“行政法+”这一思路，杨在明进一步强调：“健全行政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。”在政企纠纷化解中，应当推动构建行政调解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，并建立多学科知识相结合的专业介入机制。当纠纷涉及企业重大利益时，需要引入经济学、税务评估等专业分析。例如，可以通过经济学分析评估成本效益，结合税务评估确定更加公平合理的资产价值，从而为纠纷化解提供科学依据。

杨在明补充称，“行政法+”的最终目标，是帮助企业在与行政权力的博弈中作出最优决策，实现市场多方利益的最大化。这种模式要求律师不仅具备法律专业度，还要拥有管理者的风度与人文关怀的社会温度，从而为企业提供真正能够落地执行的全链条解决方案。

“刨大树”式思维策略

理论的价值在于实践。在杨在明的执业生涯中，他曾主导处理过诸多具有代表性的政企纠纷案例，也因此总结出了一些凸显个人风格、体现“行政法+”思维的方法论，如他所提到的“刨大树”式办理案件。

所谓“刨大树”，其核心逻辑在于，不直接诉求补偿数额这一最终目标，而是通过多方位举证和程序推进，深入挖掘行政行为背后的合法性基础与程序瑕疵，从根源上动摇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根基，最终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。在日常办案中，杨在明曾用这一策略，帮助企业在常规诉讼途径只能争取到数百万元赔偿的情况下，将赔偿额度提升至亿元级别。

以“云南某企业场地承租人征收维权案”为例，面对复杂的征收背景，杨在明团队直接切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根基，，其背后的权力运行逻辑往往与征收依据、规划许可、环评批复等前置程序环环相扣。团队通过对征收依据、程序合规性及补偿标准的全面审查，找到了行政行为的根本性弱点，在谈判与诉讼中掌握了主动权，最终实现了政治效果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“刨大树式”诉讼策略，是杨在明在多年对抗性强、博弈复杂的政企纠纷中摸索出的一套实战打法。“北京某饭店征收维权胜诉案”亦集中体现了“行政法+”思维的代表性方法论。在该案的代理过程中，杨在明不仅站在当事人立场，还站在审判者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分条列点、一点一滴地分析挖掘案件的违法点，预判法院的关注点与裁判逻辑，围绕案件事实和证据，逐一阐明事理、释明法理、讲明情理，在与司法机关的互动中，通过充分的法律论证与理性的沟通，最终促使行政机关主动纠错或达成和解，成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

杨在明深知，诉讼并非解决行政争议的唯一路径，甚至未必是最优路径。他多次参与各类疑难案件研讨会，与法官、检察官、各高校法学专家共同解决实务问题，积极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。

基于对行政法实践的深刻观察，杨在明主张构建多部门协同参与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，实现各方主体间的理性沟通与利益诉求表达，从而推动争议各方达成共识。这种非诉讼方式的运用，不仅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，也有利于保障市场主体权益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专访最后，杨在明总结道，行政争议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，诉源治理机制必须结合行政争议的特性进行构建，不能简单套用民事纠纷治理模式。

“在明方案”的本质，是通过专业的深度、管理的广度与公益的温度，为企业在复杂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寻找最优解。无论是“刨大树”式的根源治理，亦或是多元化的实质性化解机制，其核心目标始终一致：让法律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，而非制造对抗的工具。

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，杨在明及在明律师正以“行政法+”的创新实践，为中国政企纠纷的化解提供着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样本。这不仅是对律师专业能力的考验，更是对法治精神的一次生动践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