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案情简介】
H先生与X女士系夫妻关系，在J省H市C镇某村拥有宅基地及合法房屋。
2019年初，H市经开区管委会因某安置房项目建设将H先生的上述宅基地及房屋纳入房屋征收范围，并确定C镇政府负责实施。同年，镇政府与A拆迁公司签订《房屋征收委托实施协议》，约定镇政府委托A拆迁公司实施房屋征收工作。
自2019年7月中下旬开始，C镇政府工作人员及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、拆迁公司工作人员以“协商”拆迁补偿事宜名义直接进驻H先生家。上述工作人员采取限期H先生及其家人的人身自由，损毁其家中物品，使用诸如深夜唱歌、大声喧哗、制造噪音等各种卑劣手段折磨H先生及其家人，实施逼签(迁)行为。
期间，双方多次产生过争执、纠纷，H先生也多次向公安机关报警，报警时间分布于各个时间段，包括凌晨两三点。其后，H先生因有高血压等疾病不堪其扰，跳出院墙离开家，无奈躲避在外边。
2019年8月中旬，X女士因其及家人实在忍受不了上述违法滋扰行为，迫于无奈签订了空白《补偿协议》。
【办案经过】
代理律师向H先生、X女士详细了解案件情况、研究了相关案件材料后认为，X女士系受到胁迫、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《补偿协议》,此种情况符合可诉请法院撤销的情形。
遂指导H先生及X女士准备起诉材料，向N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撤销C镇政府委托A拆迁公司与X女士签订的《补偿协议》。
但N区法院一审认为“涉案协议签订之时并无证据证明X女士受到任何胁迫。”于是判决驳回了X女士的诉讼请求。
代理律师分析一审判决内容之后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、适用法律均存在明显错误，于是果断就该案提起上诉。2020年12月份，二审法院就该案组织听证，代理律师全面详尽地阐述了上诉理由。
二审法院审理后，认为“就判断搬迁协议是否属于被搬迁人真实意思表示而言，不能仅以搬迁人在协议签订时点是否对被搬迁人实施了欺诈、胁迫等非法行为为唯一依据，而应审查整个协议搬迁过程中，搬迁实施主体是否对被搬迁人实施了滋扰、胁迫、殴打等非法行为，且该行为足以影响被搬迁人在协议签订时的真实意思表达。
具体到本案，为促成被诉搬迁协议的签订，C镇政府组织本单位工作人员、拆迁公司工作人员及村委会工作人员自2019年7月下旬至2019年8月11日进驻X女士家中。
在此期间，X女士及家人多次明确反对拆迁工作人员入户协商，但多名拆迁工作人员仍长时间滞留X女士家中，甚至深夜在X女士家中唱歌、进食，制造各种噪音干扰X女士及家人的正常休息。双方还为此发生过肢体冲突，X女士之夫H先生多次向公安机关报警，甚至还有凌晨两三点报警。被诉协议虽然形成于8月13日，即与8月11日间隔一天，但搬迁工作人员在此前二十天左右的持续滋扰的违法行为以及H先生因不满协商搬迁事宜而离开居所的事实，足以影响X女士在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达。X女士主张的是在受到胁迫、迫于无奈的情形下签订被诉协议的上诉理由具有事实根据”。基于上述理由，二审法院判决一审判决及案涉《补偿协议》。
【律师说法】
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的目标，与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。行政协议同时具备行政性和合同性的特点。合同性的特点强调行政协议应当体现平等、自愿、协商的特征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，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、欺诈，重大误解、显失公平等情形而请求撤销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可撤销情形的，可以依法判决撤销该协议。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，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，可以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关规定。
原《合同法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一方以欺诈、胁迫或者乘人之危，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。
在明律师提醒广大被征收人，如果受到胁迫签订了补偿协议，要及时收集相关证据，在专业律师指导下在法定期限内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予以撤销，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