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苏先生来说，没有哪一个冬天像五十岁的冬天那么寒冷。
知天命的年纪，苏先生却对人生前路充满惶惑。家里四口人，父母长年瘫痪在床，加上一个自小患精神病的弟弟，全靠他一人照料。因为家庭困难，苏先生这半个世纪没有机会去看外面的世界，没有机会体验被爱的滋味，父母瘫痪以后他连出门正常上班的机会都没有了，经济来源只有低保。唯一可供遮风挡雨的房子，在一个老旧的单元楼里，只有区区51平方米，然而就连这个狭小的空间都没能保住——在他五十岁这年的冬天被征收方认定为“危房”，强行拆除了。
拆迁的消息，早两年就传出来了。周边林立着各大高校，在首善之区以教育资源发达闻名，可谓寸土寸金。这个小区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户型陈旧，设施老化，没电梯，没停车位，私搭乱建严重，确实到了治理整顿的时候了。苏先生记得，就在2017年夏天，区里领导赶到小区视察并讲话，说棚户区、老旧小区改造是民生工程，涉及千家万户，一定要把好质量关，做成样本工程，为全市提供宝贵经验。据说改建后的小区，由国内顶尖设计院设计，规划了丰富的配套设施，绿地面积也将大幅增加，还会营造景观湖，构建出花园式的居住环境。也是在商谈改建意见的那个夏天，征收方决定对该小区的房屋进行征收，苏先生还以为，好日子就要来了。
按照正常征收流程，征收方应先发放征收决定，如果住户不满意，先协商再下补偿决定，然后经过一审、二审，请法院执行。具体到这一次征收，同意补偿决定的住户，没过多久就搬走了;而那些未达成一致的住户，大概有三四十户，迟迟未走，苏家就是这样。原本，苏先生希望征收方能给他两套新房，或者原地回迁，再给一套住房指标，方便他照顾瘫痪的父母和患病的弟弟;征收方也知道他家困难，计划给他一个底商指标，以便他依靠经营收入维持全家生活。可是，苏先生还没有等来回迁房，也没有等来底商指标，在那年冬天，他和另外几十家未搬迁住户就先等到了汹汹而来的推土机。
立冬之前，在区房管局的委托下，区房屋安全鉴定站作出鉴定报告，认定该小区房屋为Deu级危房，即承重结构承载力已经无法满足日常需求，建议停止使用，采取措施解危——而被这样认定的后果，意味着房屋会被强制拆除。
果然，小雪未至，那些已经搬迁完毕的楼层或者单元，最先被拆除，门、窗、主体结构统统毁弃殆尽，而其他住户也在推土机作业的隆隆声响中不得安宁。苏先生家住一楼，耄耋之年瘫痪在床的父母被噪音搅扰得心神不宁，直至神经衰弱，苏先生不得不收拾细软，带着全家出外租房，最终觅得一个简陋的两居室。而他家旧宅所在的居民楼，由于被拆成了危房，最终难免全面倾覆的命运——大寒刚过，那栋楼被推土机化作一片瓦砾，而未搬迁的住户，则被征收方强行拖离现场，室内家具、生活用品也被扔了出来。苏先生当天不在，他记得去强拆现场收拾残局的时候，家中未带出的长虹牌电视机不知所踪，那是家里唯一值钱的电器，全家人闲时最喜欢用它看《亮剑》了。当时，他面对着一地瓦砾，心想，难道这就是领导说的“样本工程”、“为全市提供宝贵经验”吗?
从征求意见到强拆，这次征收行动以一连串醒目的数字体现在媒体报道中：“预签约首日比例超80%、预签约首周比例超85%、15天内预签比例达92%、预签约期内比例达到96.4%……项目以一连串的记录，宣告取得阶段性成功……历经203天的日夜奋战，拆除工作于2018年1月25日全部完成。”
实际上，这一次的拆迁并未严格遵循法定流程，所谓的“解危拆房”，实际上是“被危房”。顾名思义，“解危拆房”本意乃是为了避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失，而现实生活中许多拆迁部门的行为却是借“排危”之名，行“强拆”之实。来势汹汹且冠冕堂皇的“解危”背后，是原本安居乐业却在一夕之间就无家可归的老百姓。这种作为不仅让被征收居民寒心，而且触犯了法律。
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督导律师马丽芬，早在征收开始时就接受了当事人咨询，一直在跟进这个项目，后来又成为了苏先生及同小区几家住户的委托人。她说，这次拆迁行动是典型的“不是危房，拆成危房”。该小区楼房建于唐山大地震之后，楼房抗震设防烈度达到9度，符合市里要求，虽然该小区存在设施老化等诸多问题，但还远不够“Deu级危房”标准。况且，征收过程中存在诸多法律程序错误。
“首先，即使是危房，征收方也没有强拆权。我国法律规定，强制拆除房屋，属于行政强制措施，必须依据法律法规才行，不是根据地方部门规章，就能强拆的。而这次强拆的执行方是街道，它连相关权力都没有，就去强拆了。其次，那份房屋鉴定报告，原本该由房屋所有权人去委托鉴定，而不是由区房管局来委托鉴定，何况那份鉴定在征收过程中未向所有权人出示过，直到进入法院诉讼程序才出示。按照法律，这份报告起码能保证当事人有申请复议的权利，但是整个征收过程中，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都没有看到它，这是不符合程序的。”马丽芬律师说。
从事拆迁律师工作近二十年，马丽芬律师坦言，像这种以“被危房”代替“被拆迁”的方式，在全国有很多案例，地方政府急于推进征收项目而受阻，才不得不采取的下策，例如苏先生家的那个小区，走正常谈判程序通常要两三年，征收方等不起。很多时候，居民的房子已经被强拆了，征补决定才下来，流程上看起来很奇怪，其实就是为下一步补偿做准备。“解危拆房”，极其容易激发征收方与所有权人的矛盾，万幸的是，苏先生所在小区经历过“被危房”，还没有发生流血事件，而类似事件酿成的悲剧并不少见。就在2021年5月，马丽芬律师经手过一个同类案件，也是在这座城市，因为政府要修建高架桥，没有任何手续就以“解危”的名义强拆。拆迁的那一天，一对夫妻在现场阻止动工，竟然被征收方的工作人员打伤：丈夫被打折了两根肋骨，妻子被打得脊椎骨塌陷，后半生没办法提重物。
“被危房”，已然成为一些地方围绕形象工程、GDP工程展开“圈地运动”的惯用手段和伎俩，侵害着老百姓的利益。
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征收拆迁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，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“590号令”(即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)规定了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强制拆迁，而是要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可是，在实践中，经常有违背法律程序的现象，没有相关权力的征收主体冲锋在前，摆出一副说一不二的姿态，以雷霆之势将被征收方的合法房产化作一片瓦砾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征收方的某些法律顾问也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，积极出谋划策，例如采取“解危拆房”的方法推进项目进程，知法犯法，令人遗憾。
其实，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征收方，急于推进拆迁项目，背后是有深层原因的。地方政府承担着发展本地经济的任务，是城市运营的主体，它的主要资产就是国有企业的经营和掌控的土地资源，靠卖地来发展房地产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。而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，地方政府要承担大量的医疗、养老、教育和交通等等方面的支出费用。要解决这些庞大的费用来源，只有发展房地产市场，从房地产市场获取收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疫情造成经济停摆以后，各地纷纷出台对房地产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，帮助各种房企摆脱困境。
国内疫情好转以后，马丽芬律师每一周大概能接到四五起案件，都是关于强拆的。强拆，如果是一个自然人来做，那么他就涉嫌犯罪，而如果是一个公权力组织来做的话，没有人能追究它的刑事责任。面对这种严重的公权力侵害，律师们常常会产生很多的无奈和无力感，可是依然要帮助当事人，矢志不渝地维权。
马丽芬律师代理的苏先生一家的拆迁纠纷，可能就要在今年夏天达成协议了，大致结果会是在给予一套回迁房，面积上至少比原住房大三十平方米，居住环境会有很大改观。只是，从征收开始熬到维权成功，将近四年时间，苏先生一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：当初不得已出外租房，由于家庭困难，借钱交房租，欠下外债;而多年卧病在床的母亲，终于没有等到重见原住址旧貌换新颜的那一天，已经撒手人寰。当这个家庭剩下的三个男人搬进新居的时候，想必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吧。
令马丽芬律师感到欣慰的是，这一次拆迁纠纷，虽然有各种不愉快，征收方存在各种违法行为，但是各位当事人相信法律，相信党不会抛弃他们不管，因此始终坚持依法维权，没有过激行为。“如果老百姓不相信法律的话，那结果就不一样了。”马丽芬律师说。
总而言之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，无论是征收方、所有权人还是拆迁律师，都应该从大局的角度看待拆迁问题，达到老百姓和公权力的平衡，实现共赢。毕竟，没有人希望拆迁成为零和游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