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下之中国，正处于全面变革时期，体制、机制深度调整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加，风险加大，如何安全度过，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。
为此，中央召开第二十七次深改组会议，发布了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》《以下简称“意见”》。这是首次以中央名义发布的产权保护的纲领性文件，是党中央高瞻远瞩，审时度势，及时抓住事物主要矛盾所做出的战略决断，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法律价值及意义。
该《意见》阐述了对产权的平等保护、全面保护、依法保护、坚持共同参与标本兼治的原则，对将来的产权保护工作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。
如何使这一纲领性文件落到实处，最高人民法院开了一个好头。2018年1月30日，最高法、最高检遴选七个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予以发布。我国虽然不是英美判例法国家，但极具指导意义的典型案例的发布，无疑在现时的中国国情下将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，对中国民众寄予法治的信心不啻为更好地实现方式。
在这七个典型案例中，许xx行政强制案更显瞩目。这是因为快速发展的城镇化的背景下，量大面广的征地拆迁领域纠纷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新问题，完全可以从此案的裁决理念、原则、精神中得到部分有效地解决。
许xx行政拆迁案，案例虽小，但却蕴含着一个重要命题：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民还是依法治官？答案当然是后者。官是治理国家的直接承担者，如果官不能率先垂范，何以“治民”，这是一个逻辑很清晰地问题。在法律上，对“官”的要求显然要严于对“民”的要求，这也体现在整个行政法体系中。但是，“官本位”思想的桎梏，各种封建思想的影响，远未清除。于是，现实的司法实践、执法实践中的效果还是落在“治民”上，这在许xx行政强制案中，得到了明显佐证。许xx的合法房屋被违法拆迁，这一做法在一审法院、二审法院的判决结论中均得到确认，但问题在于，最终的实际效果是地方政府不仅未对违法行为承担过错责任，反而有可能因此获利。也就是说，许xx作为侵权受害人不仅得不到赔偿利益，反而法律赋予其的征收补偿利益也有可能减损。
究其原因：其一，与立法的不足有关。因为在征收领域发生的行政侵权赔偿，并未具体的规定，也就难以做到与征收的法律相衔接。其二，与法律的适用理念有关，未综合考虑受害者国家赔偿及征收补偿中所受到的实际利益损失。总之，违法是要担责的，这一原则在判决中得到根本确认，具有重大意义。否则，民众对于法律的威信难以建立，即使建立也容易动摇，甚至是崩塌。该案例确立的全面赔偿原则也是落实中央《意见》中全面保护原则的集中体现。《意见》的出台对于被侵权人来讲是莫大鼓舞，但对于侵权者来讲，既是惩戒也是威慑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俱佳。
许xx案中，地方政府在尚未进入法定的拆除程序，甚至尚未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情况下，就将房屋直接拆除的做法，属于程序重大违法。因此，许xx的利益保障须直接从国家赔偿中予以实现。但问题在于国家赔偿中并没有征收程序中既有的程序性权利，比如，补偿方式的选择权，评估机构的选择权等，来保障实体利益的实现，这可以说是国家赔偿法律中的重大缺陷，客观上也导致了地方司法官“教条”照搬法条，从而做出不利于被侵权人的判决。不仅如此，法定程序的违反或破坏也容易导致民众的怨恨情绪产生，由认知冲突转化为情感冲突，使得矛盾更难以化解。由此看来，程序正义或曰“让老百姓看得见的正义”是如此重要，必须加以重视并认真解决。
许xx行政强制案的典型意义在于：公民维权成本过高，救济渠道不畅的问题仍难以解决。许xx案历经中院、高院的一审、二审到最高院的再审，中间并无曲折，也历时三年。笔者经历的行政诉讼案件比此案曲折的甚多。虽然说，许xx案的最终得到最高法的改判，其补偿利益得到公正维护，但从另一方面讲，许xx的维权成本太高，且不论期间的物质、精力付出，单就时间成本及精神煎熬也是苦不堪言的。在物质财富愈强的当今，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日趋高涨之际，迟来的正义是否是真正的正义，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课题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许xx案一经发布，即引发全国各地拆迁户的大量问询，作为此案的代理律师，我们深刻感受到此案带给他们的震动与信心。这种对法治的信心，才是中国真正的财富，我们应该更加珍惜，更好地落实中央《意见》之精神。
许xx行政强制案反映出产权的司法保护理念，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。拘泥于传统的司法理念中的“适当补偿”“填平补偿”已不能与人们所期许的“公平、合理补偿”相适应，应该淘汰。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。在生产力尚不发达，国家财力尚不富足的背景之下，“适当补偿”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。但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，国家财力大增，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及期望愈发高涨的形势下，沿袭“适当补偿”的理念来理解国家赔偿法，来应用赔偿标准，无疑会打击人们对法治的信心，人才外流、资金外流的现象就会加重，对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损害不言而喻。这也正是中央发布《意见》，从战略角度重申保护产权的初衷所在。
许xx行政强制案还反映出人们对“权利”“利益”内涵的认识正在发生实质变化。由过去的关注实体利益、物质利益，到现时的越来越注重程序利益、精神方面的利益。上访民众中，有很大一部分人群的利益诉求是对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的保障，而非实际的物质利益。这其中包括司法理念也正在由原有的重实体、轻程序，而渐渐转变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。
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蕴含大量机遇，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载体，是一篇“大文章”。如何做优做强，并非易事。既要考虑现实可能性，也要考虑前瞻性，既要考虑地方政府的规划前景、施政能力，又要顾及老百姓的现实承受能力及意识、理念的转变程度。那种在征地拆迁领域“言出法随”，动不动看到破旧的街道、小区就“一指没”，一拆了之，不顾任何法律程序的“衙门”作风，是要不得的。不仅会伤害老百姓的感情，使得发展成果共享的初衷不能实现，也减损了政府的公信力。而公信力降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持久的、根本的。只有有效持久保护公民、企业家的产权，才能使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。创新创业的基础才会牢固，创新创业的活力才会被激发。如此说来，只有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追求所得到的效率才是真正的效率，才是算得真帐、算得大帐、算得持久之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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